拓跋宏有了两位服饰参谋，很快就形成了推动易服的具体思路。
本来这些事，皇帝完全可以下令给几个臣子，让他们去办，不必亲力亲为。
但这是鲜卑族向汉族习惯转变的大事，关系到每个鲜卑人。
拓跋宏觉得这事太过敏感，复杂性、艰难度不亚于迁都，稍有不慎很容易加剧民族矛盾。
他必须抓在手里，不能失控。
拓跋宏之所以如此重视此事，也与皇祖母对他总结崔浩案子的教训有关。
皇祖母曾对他说：崔浩案件发生，其实朝廷和崔家都损失惨重。
在那件案子中，崔浩家族和三个姻亲家族固然遭受灭顶之灾，而魏国国家也付出了极大代价：鲜卑族与汉族和平相处的节奏由此短路；国内多地爆发起义，内耗严重且持久。
崔浩家族被诛，表面上看，是崔浩编纂国史时，对拓跋先祖不敬。
而实际上，国史记录的拓跋先祖的“丑事”，都是事实，并非崔浩杜撰。
即便崔浩未请示皇帝，擅自刻史于碑、公之于世，但因皇帝拓跋焘亲批过“务从实录”，皇帝若想宽宥崔浩，也是说得过去的。
何况，销毁那些石碑和史书，将史书删改后重印，不是多大的事。
已经公开过的书籍、石碑造成的负面影响，范围十分有限。以当时的统治手段，很容易抹除。
崔浩之所以必死，真实根源是他主导的汉化改革失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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